们是夫妻，本来就是一伙的。我如是想着。

那我又是什么呢？一个多余的、可笑的局外。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像个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一晚，我长大了。

我决定将自己和这个家彻底切割。我不再对任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不再去奢求什么所谓的温存与偏。睡不着的我发誓，我要逃离这个让我窒息和充满背叛的家

当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泛起灰白，清晨的第一缕光刺窗帘缝隙时，那个曾经会抱着苏曼曼的胳膊撒娇、会满心欢喜地幻想着未来的九岁小孩，已经在那个黑夜里彻底死去了。

从那个清晨开始，我变了。

渐渐地，苏曼曼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一次她蹲下来想抱我

“小海，最近怎么不跟妈妈亲了？来，让妈妈抱抱。”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把手背在身后，冷冷地看着她，摇说

“不要。”

她眼里闪过一点受伤，以为我只是在闹小孩子脾气。

她不知道，只要一看见她的手，我脑子里就会冒出那天晚上她搂着爸爸脖子的画面。一想起来，我就觉得浑身发冷，想呕吐。

有一次我搓自己的衣服把手指搓了皮，妈妈看见了，心疼得不行，伸手要来拿盆里的衣服：“你还这么小，这些活哪用得着你，快去玩。”

我按着洗衣板没松手，抬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用。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洗。”

她当时叹了气，伸手想摸摸我的，我躲开了。

九岁生过后，没过多久，老家传来消息，一直和蔼的，一直抱着我说“小海好乖，小海好乖”的去世了。

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疼我的。

那一年，随着的离去，我原本就孤立的世界上又加了一道冰冷的封印。

但奇怪的是，陈建国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躁或严厉。随着的离去，他的工作也稳定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忙碌的应酬。在家里，他渐渐收敛起了前几年对我的粗与专制。他不再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或者对我的一些行为蛋里挑骨，对我的管束从雷厉风行反而变成了某种迟来的、疲惫的松懈。他变得异常忙碌，常常夜才带着一身疲惫和酒气回家，清晨又急匆匆地出门，和我的流也随之沉淀为一种无言的冷淡。

而苏曼曼也同样陷在了工作的风中心。那一年，她所教的班级升了初三，作为重点中学的骨语文老师，每天不仅要面对学校里几十个焦烂额的初三学生，还要应付无休止的教研和评职称。

她和陈建国一样，在这个家里像是两台连轴转的机器，早出晚归，连给我做顿饭的时间都成了奢侈。

那一年，最多的对话便是。

“小海，爸爸有应酬，妈妈要加班，晚饭你自己去外面解决吧。”

“嗯……”

父母的缺席与忙碌，反而让我觉得轻松，让我能有机会把心里筑起的高墙越垒越高。

让我能够在那一年里把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依恋连根拔起，用无休止的沉默和极致的优异，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线。我学会了冷眼旁观，学会了把所有的绪死死锁在冰冷的躯壳底下。

小小的我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指望从别身上得到绝对的庇护和永恒的安全，是一场最愚蠢的奢望。

因为我早已发过誓，我不再是任何的附属，也不应该是任何的附属。我要自己长出男的骨骼，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用尽全部的力气，把这个我讨厌的牢笼远远抛在身后。

我开始学着什么事都自己。

自己洗袜子，自己踩着小板凳热剩饭，自己一个上下学，自己晚上一个上床睡觉。

即使发了烧也死死咬着嘴唇不吭声，然后自己翻出退烧药混着冷水往下吞。

后来的几年乃至到高考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我脑袋里有跟弦始终紧绷着。

逃离，逃得远远的，逃到海外，逃到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一个生活。

于是，小学、初中、高中，我拼了命地把成绩维持在年级前列，因为只有考得够好，我才能够有能力从家里搬出去。我成了父母眼里沉默寡言的怪小孩，也成了别眼里优秀自立的小孩。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我的强烈坚持下，我成了住校生，寒暑假也很少回家，没有和他们流的必要。

在这六年里，我告诉他们我的最低生活需求，多了我也不要，同时默默记下每一笔钱，等我有能力赚钱过后我打算双倍偿还他们。大概估算了了一下，一个全身上下所有器官加起来值60w，60w加上初高中六年的生活费，从小到大的养育费，需要返还他们的金额差不多是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