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辅国重臣，面对如此不消费一兵一卒便可收复大片失地的局面，竟然十分“冷静”毫不动心。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当然客观上江北四镇真正听史可法号令的不过高杰一部，其余三部飞扬跋扈是事实，但是史可法完全可以派出少量部队在一些富裕、关键地区屯守，并借此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朝廷甚至是史可法自己的部队。可惜史可法依然是“冷静”的不派一兵一卒。（左右有言使公惧， 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阎尔梅）张怡曾经记述“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

而刘泽清也曾经派部下带领千余到河北去接刘之家眷。千余的部队从淮安北上临清穿越山东全境直到河北地界，并带着大队家眷财货返回，途中居然还行有余力和拥护明室的地方武装打上一架。

由此可见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上所说的“手无一兵”的况基本属实，沦陷诸省守备之空虚。

而史可法面对这么好的局面居然在上奏中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明明清楚满清不过是“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册报”而已，却畏兵怕战，把沦陷诸省都视作“胡土”了！河南河北山东大片土地没有满清一兵一卒却有无数乡勇百姓热盼王师，却依然是“争之非易”既然“争之非易”那就争都不要争了，只需要“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格用之”把有用的叫过来就行了。史可法在危亡之际居然抱的是如此得过且过的苟且心态，怎不让为之一叹。

“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

“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名数，应给若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这篇汉气浓重的奏章居然出自史可法之手，明知到“虏有图我之志”却依然妄想联合满清剿灭李自成，实在不知道史可法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叛徒了。在史可法字里行间，亡国是大于亡天下的。而更可笑的是史可法认为满清南下只要出钱就可以让满清退兵，让满清让出被占土地。这种弱智的见识可以与“为何不吃馍”的晋惠帝相辉映，永垂不朽了。

对比给事中陈子龙等提出的“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

真不知道是陈子龙该惭愧呢还是史可法该惭愧！

史可法实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和派，其实主和派并不就一定是汉，明智的政治家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可是让费解的是史可法所选择的时间，甲申四月到十月半年时间里，满清一直在西线和李闯激战无力南下，可是史可法就是好和平，坚持不肯收复山东、河南。

满清剿灭李自成后自然要南下灭南明，就在这么危机的时刻，史可法依然不停的犯着错误，江北四镇中唯一听命于史可法的高杰部在清兵南下时高杰被叛徒许定国刺杀，在高营心惶惶时史可法本应该主动抚恤，安抚高营将士。可是当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元爵幼小，不能压众，又知道史可法无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时史可法居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大概是觉得高杰流寇出身，其子不配当自己这个书香世家的义子。结果造成高营心浮动，名将李成栋、李本、邢氏母子先后降清，反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

而在高杰被刺，许定国逃亡河北之时，史可法既没有“渡河复山东”也没有“西征复河北”连“稍留徐州为河北望”也拒绝了。只是潇洒的留下心浮动的高营将士，自己“一意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回扬州去了。

这样做最高领导怎么能让部下归心？既然史可法可以抛弃高营，当然高营将士抛弃史可法、抛弃南明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多铎三月初七出的虎牢关，三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