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更愉快了。

我说：“开门。”傻们索唱起歌来。我不由心火起，抬腿就是两脚。

准备踹第三脚时，门开了。王伟超看着我，有些发懵。我径直走了进去，感觉像刚从水塘里爬出来。

屋里陈设如故，就是靠床多了张枣色长木桌。我一眼就瞥见桌侧的白色漆字：西水屯村委会。

床上光溜溜的，只一张凉席。呆们就坐在上面，手里夹着烟，样子却颇为拘谨。我想说点什么，张张嘴却吐不出一个字。

回家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水桶叮当作响。临分手，王伟超呵呵笑着：“你个到底咋回事儿？”

我说：“没事儿。”

他说：“看你样，大家都想见识见识赌场嘛。”

我笑了笑说：“真没事儿。”等他们散了，我立马按原路返回。

四点光景，两道的白杨飞速闪过。路上忽明忽暗。我心如麻。长桌上摆着个不锈钢碗，躺了十来个烟。我捏起一个来看“阿诗玛。”

我不记得姨父抽得是不是阿诗玛。抽屉里倒是空空如也。靠墙的柜子里貌似有床铺盖卷。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敢细看。

刚才走时偷偷留了门。我自知没有XX的技术。这从小擅于溜门开锁，听说去年蹲进了周村监狱。屋子里一水泥和生石灰的味道。

房顶西北角有几道水痕，后窗沿更甚，土黄色的污迹直接连到地上，像谁沿窗撒了一泡尿。

进门我便直奔床铺，掀开凉席，床板光溜溜的，都没有。拿起不锈钢碗，细细端详，也只能瞅见一张扭曲的脸。

打开抽屉，还是那几张旧报纸。我吸气，走向贴着东墙的红色立柜。这是组合柜的一部分，八十年代结婚的标配。

通体条状斑纹，像爬满了鱼的眼睛。两扇立门中间嵌着长方形的镜子，边角画着类似牡丹的玩意，顶部正中写着书“百年好合”。

另一套矮柜一直扔在我家楼上，大前年搬家时才处理掉。

柜门一开，樟脑味便扑鼻而来。左上是一床褥子，裹着床单，看起来挺净。右上是床红色的薄被，成色很新。

下面有半提卫生纸，一本旧挂历，靠边立了张凉席。此外就是堆脏衣服，满是泥点。我觉得这些衣服是父亲的，却又不敢肯定。

因为父亲出事后，母亲就把养猪场的几床被褥弄回家拆洗了，不可能唯独撇下这些“职业装”。抱住那床褥子时，我忍不住闻了闻，除了樟脑别无他味。

放到床上，缓缓摊开，蓝白格子的粗布床单露了出来。真的很净。我掀开床单擞了擞，什么都没有。

这才心安少许，在床上坐了下来。垂的瞬间，大滴汗珠砸到地上，嗒嗒作响。一只啄木鸟落在后窗上，时不时“笃笃”两声。

当然事并未就此结束。当我再次起身抱住那床凉被时，一条内裤滑落下来。我愣了愣，把凉被放好，才俯身捡了起来。

红色底面分布着黑色圆点，抓在手里那么小巧，裆部却皱的，有些发硬。我轻轻打开它，似有一种莫名的粘合力。

随着这种力的消失，一浓烈的骚味挥发出来。褐色的斑状地图上裹着层黄白色的凝结物，几根卷曲的毛发横亘其间，又长又黑。

毫无疑问这是母亲的内裤，它曾数次出现在二楼的晾衣绳上。似有一道瘦长的光直劈而下，我心里登时一片亮堂。

缓缓坐到床上，再缓缓躺下。我满脑子都是母亲和姨父合的景。就在这间陋室，母亲的叫声穿透四面墙壁，飘散至广袤的原野之中。那条狭长的疤跳跃起来。

至今我记得床的海报。张曼玉仰着脸，撅着，风骚骨。两腿界处却被抠了个。一个如假包换的圆。

我盯着张曼玉，也不知看了多久。后来我发现凉被里还裹着个枕，而在枕里塞了两个避孕套。床下墙角有几团卫生纸，我却再没兴致去打开它们了。

我慢条斯理地往家骑。街上已有三三两两吃饭的。不等扎好车，母亲就从厨房出来，骂我傻，晌午也不知道回家。

她高挽着衣袖，胳膊白生生的，手上还沾着面。一抹狭长的夕阳刺过门，投在母亲刚洗的发上，泛起几朵金色花后，顺流而下。

我嗡嗡地说带有粮，就去掀厨房门帘。母亲哼了声，指指洗澡间：“一身鱼腥味儿，快洗去，恶心不恶心。”

洗把脸出来，进了厨房。母亲在包饺子。她问：“你钓的鱼呢？”

我说：“没钓着。”

母亲说：“鬼信你。”

我不再搭茬。片刻，母亲回看了我一眼，柔柔地问：“真没钓着？”

我摊摊手：“那可不。”

母亲轻笑两声：“看来我这老是没福喽。”

我没吭声，径直靠近母亲，拿起了一片饺子皮。母亲挤了挤我：“哟，成